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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 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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莎乐美形象起源于《圣经》福音书中“施洗约翰之死”的故事,法国象征主义作家拉佛格解构了原有的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用意识流的语言和戏谑的大话形式重塑了莎乐美形象,将过去那个顺从、无知和被动的莎乐美改造成一个叛逆、博学和主动的新女性,传达出自己先进的妇女观,但莎乐美之死的结局又暗示了拉佛格作为男性作家的无奈与妥协。

关键词:拉佛格 莎乐美 妇女观 女性

一.导言

在英国作家王尔德(Oscar Wilde,1854-1900)发表其唯美主义代表作《莎乐美》(1893)之前,法国象征主义诗人朱尔斯·拉佛格(Jules Laforgue)在1887年就发表过同名作品,该作品收录于故事集《道德寓言》(Moral Tales)。但是拉佛格的《莎乐美》并不为人所知,原因主要是他怪异的创作风格。首先,拉佛格受到叔本华悲观主义人生哲学观和哈特曼无意识心理学的影响,提倡文学作品应该是作家潜意识的表达,因此其作品中充斥着意识流式的表达;其次,他深受波德莱尔象征主义和美国诗人惠特曼自由体诗风的影响,主张摒弃传统语言韵律和结构的禁锢,使他作品中的语言看似碎片化的杂乱无章;另外,作品中自始至终的讽刺态度和戏谑手法不为主流社会所接纳。这些反文学传统的举动为他招致非议,有人甚至称他为“精神病”,认为一个连语言这种最严肃的事情都能戏弄的人怎么能够成为一个伟大的作家,因而他的作品在当时的法国很不受人欢迎,只局限于文学精英的小圈子里。

《道德寓言》是拉佛格作品中一部非诗歌形式的故事集,由六篇“大话”形式的故事组成:“哈姆雷特”(Hamlet)、“玫瑰传奇”(The Miracle of the Roses)、“帕西法尔的儿子罗安格林”(Lohengrin, Son of Parsifal)、莎乐美(Salome)、“珀尔休斯和安德罗墨达”(Perseus and Andromeda)及“牧羊神潘与河神斯林克丝”(Pan and the Syrinx)。每篇故事都是对西方流传的神话或传奇进行戏谑式的重写,其中的人物都被作者用讽刺的态度刻画成悲哀可笑但又令人同情的“小丑”形象,为那些旧有的男主角和女主角都披上了现代风格的“外衣”,如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变成了絮絮叨叨的神经病患者、牧羊神“潘”苦于叔本华所谓的“无能和脆弱”、希腊神话中的安德罗墨达变成了维多利亚时代理想女性的典范、莎乐美是歇斯底里的女权主义代表等等。本文主要讨论拉佛格《莎乐美》传达的妇女观。

二.对原圣经故事的解构

拉佛格的《莎乐美》篇幅不长,仅约万言,共分四章。莎乐美人物原型来自《圣经》福音书中“施洗约翰之死”的故事,拉佛格完全颠覆了圣经中的故事原型,采用嘲讽的口气和象征的手法,甚至多次运用“无厘头”式的时空错位、拼贴、并置、碎片化等创作模式,将读者置于一种云山雾绕的神秘氛围。传统的经典故事在拉佛格这里被解构了,过去那个家喻户晓的圣经故事被演绎成了既是它又不是它的另类寓言。原有的人物关系和身份彻底被打乱:如约翰不是什么基督教救世主的先驱,而是北国下层人民革命的领袖和当权者驱逐与追杀的对象;原本年少无知的莎乐美化身为神秘博学的女才子,代替约翰成为故事的绝对主角。原圣经故事里的主要情节——莎乐美之舞根本没有上演,而是以即兴演说的特别形式戏说最严肃的哲学和艺术问题,取笑当时欧洲艺术流行的象征主义、虚无和颓废的抽象理论。拉佛格赋予了莎乐美令男人望尘莫及的头脑,把她变成了超凡脱俗的思想家和哲学家,甚至代替了《圣经》原版故事中圣约翰的先知地位。在这一点上,拉佛格有明确的表态,称“她简直就是一个女基督!她高贵的头该有多重啊!”①

在原圣经故事中,作为男性的希律王和约翰充当着绝对的政治权威和宗教领袖的身份,而作为女性的莎乐美及其母亲希罗底则因为导致了约翰之死而千百年来备受男权社会的指责。拉佛格在作品中借莎乐美的即兴演讲大谈性别政治,质疑传统的男性主导地位,令身兼殖民主义者和男性双重身份的北国王子倍感不安。这无疑是作者对19世纪法国日益兴起的女权运动的一种大胆呼应。同时,拉佛格的妇女观也暗示出多重象征意义。

三.拉佛格妇女观的象征意义

拉佛格的妇女观如同文中时隐时现的莎乐美一样是一个不易察觉的神秘问题。然而,这一“神秘问题”的显现正是来自拉佛格对于神秘事物的象征处理。《莎乐美》的通篇到处都是精致复杂的景观描写,大到夜空、大海,小到御花园和公主寝宫,看似与故事情节的发展丝毫无关,但作者不惜笔墨刻意描写的背后隐藏着深层内涵,那就是这些景观描写传达出的神秘气息在很大程度上有助于增加人物形象的神秘感。在这里,奢华的东方乐土和年轻的美丽公主成为一对神秘的他者,交相呼应:东方乐土仿若艺术殿堂,美丽公主好似“缪斯”女神。莎乐美身披的黄底圆点的薄纱仿佛满天星斗的夜空,衬得她宛如月宫仙子,好似天上银河在人间的投射,这些都使她浑身散发出强烈的神秘色彩,勾引着读者的兴趣。莎乐美的神秘隐喻了死亡的诱惑和艺术的永恒,传达出作者无奈的感慨——生命在永恒的艺术面前显得那么短暂,这一感慨发自作者的内心深处,他了解自己的艺术天赋,却又深知疾病(作者罹患肺结核,这在当时属不治之症)的不可抗拒,再加上他深受叔本华唯意志主义哲学及生命哲学的影响,因此流露出悲观和颓废的情绪。然而,拉佛格在莎乐美的神秘上又同时表现出一种“非颓废”的积极态度,那就是他对“女性神话”的憎恶和嘲弄。

有女性主义者认为,处女之于男人,正如处女地之于探险者一样充满神秘和诱惑的力量。身为他者身份的女性一直是男性满足自己对神秘欲求的工具,贤妻和荡妇、天使与魔鬼都是男性幻想出来刺激和丰富自己生活的女性神话,女人不过是男人“要实现自己就必须通过一个客体看到他自己”②的那面镜子。“拉佛格在整个《道德寓言》中都在宣泄他对这种神秘的怨恨,男人和女人为此都负有责任。”③女权主义代表波伏娃认为女性神话是虚假客观性设置的一个陷阱,而信奉现成评价的男人,一头扎进了这个陷阱,一向居于被支配地位的女性也心甘情愿地陪男人跳进这个陷阱,而拉佛格的慧眼识破了这个幻象,一语道破了女性神话其中的谬误:

我们无法理解她们,所以应当杀死她们。或者,最好让她们平静下来,让她们受到教育,让她们放弃对珠宝的爱好,让她们成为我们真正平等的同志、我们的亲密朋友、世界上真正的伙伴,让她们穿着各异,让她们剪短头发,对她们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自从女人陷入奴隶地位和变得愚蠢以来,自从她除了性没有别的职业和武器以来,她就过分发展了这方面,并变成了女性……而我们容许了这种过分;她在这个世界上对我们是有用的……哈!这就是全部的错误所在……迄今为止,我们仍在用女人做戏,仿佛她就是一个玩偶似的。这种情况已经延续得太久了……④

拉佛格这种进步的女性观在莎乐美充满哲学意味的即兴演说中得以充分展示,莎乐美曾一语道破“我们不过是你们小时候的玩伴”。拉佛格在莎乐美的即兴演说中“杀死”了过去那个顺从、无知和被动的莎乐美,将她改造成一个叛逆、博学和主动的新女性,让她从一个次要的客体和他者脱胎成一个“我思故我在”的主体,这样一个“卡里斯马”式的女性正是男性所惧怕的,蒙特朗(Montherlant)曾说:“女人身上令人气恼的是她们对理性的要求;还有她们扩张她们的动物性,她们使人联想到超人。”⑤莎乐美在演说的最后甚至还展望一种和谐的理想的男女关系,这也正是拉佛格本人所祈祷的境界:“啊,年轻的女人们,你们到什么时候才能成为我们的兄弟,我们亲密无间、肝胆相照的兄弟?我们到什么时候才能真诚地握手?”⑥

拉佛格不仅在作品中大胆抒发自己的女性观,还将它贯彻到自己的爱情和婚姻中,他一生只爱过后来成为他妻子的英国姑娘丽·李,他爱她不仅是因为她年轻美丽,更因为她自由独立:她独自生活和旅行,不受男性主导社会的严厉的道德规范的束缚。拉佛格的女性观和爱情观与当时女权运动倡导的理念是如此相似,难怪“连最坚定的女权主义代表波伏娃都对他表示敬意”⑦。

莎乐美是拉佛格的“缪斯”女神,承载了他非同反响的艺术灵感和创作思想,她不再只是男人王国里一个有生命的客体,而是用她的智慧和勇气“反客为主”,公开把在场的男性都视为“她者”,解构了女性的“他者”身份,让男人们都成为她的倾听者,认真考虑她的观点。拉佛格版的莎乐美不仅是他本人借以表达自己艺术风格(如意识流和无意识本能)的手段,更是他对当时女权崛起的一种积极回应。波伏娃说过,每个男性作家都会通过描写女性形象来亮明他的伦理原则和特有的观念,在她身上,他往往不自觉地暴露出他的世界观与他的个人梦想之间的裂痕。拉佛格也不例外,身为男性作家,经常会选择女性形象来传达自己的叛逆思想,毕竟女性一向是非议的对象,一旦作家本人的创作思想受到道德和社会的批判,那么他笔下的女性形象就会承担起备受责难的“义务”,而真实生活中的那一类女性也会成为“陪绑”的对象。如果说男性作家是一个有特权的主体,那么他们笔下的女性形象就是特权的他者,有特权的主体通过“她”来实现自己,因为她始终是“男人的手段之一,是他的抗衡,他的拯救、历险和幸福”⑧。

四.结语

《莎乐美》体现了拉佛格创作的先进一面,但同时也暴露出他犹疑和矛盾的另一面。归根结底,男权的思想根深蒂固,要想完全超越它的束缚是不可能的事情。莎乐美那充满讽刺滑稽意味的死亡结局正说明了这一点。文章最后,莎乐美为抛出约翰头颅而失去平衡掉下悬崖的死法极具象征意义。按照叔本华生存意志哲学观点的解释,肉体即是意志的客体化形式或具象化的意志,所以只要肉体生存着,就会时时燃起熊熊烈火。拉佛格深知自己的思想观念和写作模式都是违背传统规范的,因此只有将莎乐美“碎尸万段”来达成与既成社会和道德规范的妥协。

注 释

①Laforgue, Jules. Moral Tales. Translated by William Jay Smith. London:Pan Books Ltd, Cavaye Place,1985,p.102.

②[法]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陶铁柱译,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年,第217页。

③Laforgue, Jules. Moral Tales. Translated by William Jay Smith. London:Pan Books Ltd, Cavaye Place,1985,p.xx.

④转引自[法]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陶铁柱译,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年,第300-301页。

⑤同上,第237页。

⑥同上,第302-303页。

⑦Smith, William Jay. Introduction of Moral Tales. Jules Laforgue. Translated by William Jay Smith.London:Pan Books Ltd, Cavaye Place,1985,p.xx.

⑧[法]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陶铁柱译,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年,第286页。

本文得到国家留学基金委员会“出国留学回国人员科研启动基金项目”的资助。

(作者介绍:关涛,北京工商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研究方向:比较文学与外国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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